军在镇压土匪的同时，又为了安抚民心，处置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，本来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，但是在有心人的挑动下就不一样了，更何况挑动的人还是个大人物呢？

　　晚明时期，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。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天启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；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地临清，尤其繁荣。还有一些富裕地乡区，例如淄川，为大地主所控制。但是，这个省的部，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，以及西南地区，却相当贫困，在天启年间年代经常遭到饥荒地袭击。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，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，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“家庄”。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。横贯山东西部的、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，整家整家的人——甚至整村整村的人，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。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，如果能够逃脱“响马”的袭击，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；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，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，那也真是万幸。

　　与山土匪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，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。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，都有很好的训练，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，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。邹县豪强鱼维新，拥有一支八百名步兵的武装，纪律严明，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。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，在多尔衮暗传消息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三万多人的“义勇”。

　　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，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，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。李自成占领北京后，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，到山东各乡、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。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。例如，在兖州（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），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“无赖”的下等阶层的支持，来打击乡绅。在济宁，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，他把官僚、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，拷掠赎银多达四十八万两白银。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——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，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。崇祯十七年，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天启年间的进士谢升率领下，起兵反扑。后来，在北京城吏部衙门里，搜到谢升在给清军的信说到：“臣等鼓励阖州士民，磔伪州牧吴徽，伪防御阎杰，誓众登陴，激发远迩，共诛闯贼，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，谨扫境土，以待天庥。”

　　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，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，让他以“济王”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。在他的名义下，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，进攻大顺军队。在谢升的同窗、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，这个城镇的两千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。在繁华的淄川，前翰林学士、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，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，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。

　　本来，李无庸出身山东，皇后刘玲儿也是山东人，朝廷次辅、当朝国丈刘谦与山东不少人的关系都还不错，在当初听说李无庸占领江南的时候，山东诸人都是弹冠相庆，纷纷说山东出了皇帝，只可惜的是，当他们知道李无庸在江南实行的是土地收归国有，士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后，这种心情也就淡了下来，而当他们知道衍圣公孔胤植入京受到顺治帝的热情接待，还继续担任太太傅袭封衍圣公后，当下从那里得到信心，如是乎在这位衍圣公的游说下，毫不犹豫的向北京的顺治写了效忠书，也联合起来对付进入了山东的谷振东大军，而谷振东在土匪与地主豪强的围攻下，也损失了不少。山东局势再次陷入了糜烂的境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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