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退却（1961—1964）
1961年1月，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，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。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
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，自1961年起，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。刘少奇、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。刘、邓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，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，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。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。
身为党的主席，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!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，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。他很少接见外国人，也不再深人群众。
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，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。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，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: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，“当火车向南开时.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:‘前途光明，前途光明，前途光明。’但向北开时(去北京)，它似乎在说:‘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，”
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:邓小平在60年代初“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，不拘礼节”。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在消退。阅读党的刊物《红旗》杂志，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，甚至毛泽东的名字。
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，农村的黑市也开始合法化。
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。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。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、邓小平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。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。毛泽东无法否认，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实。
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“大跃进”视为失败，并且他仍然相信“大跃进”是社会主义的政策。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。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，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。
毛泽东接受了退却，以作为机变的目的，这从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。他亲切地说:“大家都是好同志嘛!”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:“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。”
1961年初，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:“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。”一句话，就是要整顿。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，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。
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、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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